摘　要:　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开展的新一轮基础科学教育改革，是60年代科学教育改革的继续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蕴含着值得我国科学教育改革借鉴的丰富经验，如科学教育改革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尤其是科学界和企业界的大力支持；科学课程改革具有系统性和配套措施；科学教育改革高度重视科学探究和科学教育的普及；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美国科学教育改革有大量的科学教育理论研究的支持。

关键词:　基础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研究；科学探究；建构主义

一

世纪之交，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拉开了序幕，经过国家实验区和部分省级实验区的实验，今年秋季新课程将在全国许多地区大面积实施。其中，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小学原先的“自然”改为“科学”，从三年级起开设；初中阶段既保留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分科科学课程，也新设了名为“科学(7～9年级)”的综合性科学课程。我国这次科学课程改革不同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的课程改革，那时，我国中小学科学课程改革与国际科学课程改革是不同步的，因为我们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误，直到第一次国际科学课程改革浪潮退去以后，在70年代末期我国才开始借鉴和吸收60年代国际科学课程现代化的经验，着手编写改革开放以后新的中小学科学教材。而当前我国的基础科学课程改革，基本上与国际科学教育改革同步，也就是说我国的科学课程改革是在国际科学教育新一轮改革的背景下展开的，是国际科学教育改革浪潮的一部分。

一般而言，“二战”以后国际基础科学教育经历了两次大改革。第一次科学教育改革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持续了大约十多年，至70年代初期才告结束。1957年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引发了美国战后大规模的科学教育改革，其主要特征是科学课程现代化。所谓科学课程现代化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更新中小学科学课程的内容，使其反映20世纪上半叶以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新的科学理论知识进入中小学科学教材，如原子物理、激光、ＤＮＡ等内容都是在这次科学课程改革中进入中学教材的。二是在科学课程的设计、开发和实施方面，以布鲁纳提出的学科结构课程理论为指导，强调科学课程的学科结构化、理论化和发现教学法。科学探究(或探究性科学教学)就是在布鲁纳提倡的“发现教学法”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随后，这次科学课程改革运动蔓延到其他许多国家，形成了“二战”后第一次国际基础科学教育改革的浪潮。当时我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关起门来搞“教育革命”，致使包括科学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发生了一次大倒退。而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科学课程改革则是一次迟到的补课。

但是，第一次国际科学课程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甚至被认为是“失败”的。因为，就美国而言，20世纪70年代中期教育改革出现了“钟摆”现象，兴起了“返回基础”运动。70年代中期美国的一项评估研究发现，新的科学教材使用的范围并不广泛，科学教学的质量不但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提高，反而降低了，甚至出现了大批新增的功能性文盲或科盲。因而，到了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提出了一份令人惊讶的报告———《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客观地看，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基础科学课程改革不能说是完全失败的。首先，经过这次科学教育改革，科学课程和教学吸收了此前进步教育时期“活动课程”的诸多积极因素，改造了传统的学科课程(加入了学科结构和科学探究的成分)，因而在60年代以后出现了“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熔于一炉的新型科学学科课程。从此，西方独立的“活动课程”销声匿迹了，而注重既动手又动脑(ｈａｎｄｓ-ｏｎａｎｄｍｉｎｄｓ-ｏｎ)的新型科学学科课程取而代之，消除了“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二元”对立的局面。[1]

其次，新的科学课程固然难度大、理论性强，不仅使许多科学教师感到难教，也使大多数学生感到难学，从而失去科学学习的兴趣，但毕竟培养了一大批天才学生，一批科学英才，使美国科学技术人才短缺的局面有所缓解，这是今日美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仍然遥遥领先于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实际上，第一次基础科学课程改革可以说只达到了一个目标，即为对付前苏联的挑战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提高了美国科学技术水平。但是，普及科学教育和提高广大青少年科学技术素养的目标却没有实现。这后一个目标，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跨世纪的第二次科学教育改革———“2061计划”———所要继续完成的既定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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