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探索的途径

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是过程。过程就要涉及到途径的问题，科学上我想至少有这么两种途径是被广泛使用的。第一就是实践—认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有一次，一个大学做了一个项目，请我去帮他们论证一下，其中涉及到科学课程中的一些问题，像探究的一些问题。例如，爬山虎为什么会爬上墙?然后就先让学生作假设，再作一个计划，再讨论怎样去证明，最后按照探究的这一套去做。我看了以后，发表的意见是：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需要这样探究的，这个问题不需要作假设。爬山虎为什么会爬上去的，叫学生一看就行了。

也就是说他只要通过观察，就可以得到认识，所以它是实践—认识。不需要弄一套假设什么的，让大家去猜，猜完了再去做，那不是多此一举吗?这样就成为烦琐哲学，而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了。因为科学它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就是说它应该符合一种简单性的路径。这一种路径就是我们过去说的：要通过观察，通过实验，然后得到一个现象，形成一种认识。或者如毛泽东同志说的就是先感性认识，然后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一种途径。

第二种途径是假设—检验。这个途径也非常重要，就是先作出假设，然后通过一定的方法去检验。假设—检验就是美国人所说的那个探究，或者说是我们刚从美国引进时候所说的探究，或者说是我们的课标(包括小学和初中)里边所写的那个探究，其实都是属于假设—检验。就是先有个问题，然后对这个问题作假设，再做计划去检验它。

为什么有这两种途径，课程改革却要突出这个假设—检验?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原来只强调实践—认识，我们否定了假设—检验。我们在座的老师可能是很少有人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曾经把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理论说成是反动的。所以我们大学的生物系全都停止讲授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全国当时只有北大生物系开设该课程，因为北大生物系当时的遗传学教授是摩尔根的学生。而复旦大学的谈家桢先生有一个比较策略的做法，复旦大学的遗传学也就发展得比较好。实际上当时的争论就是孟德尔和摩尔根是不是反动的，我是一直不能理解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也是刚好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时就根本不能理解怎么会把这种生物学的理论定为反动的。

一直到现在慢慢想这个问题，道理是不是这样的：因为孟德尔当时所说的那个遗传因子，在那个时候这个遗传因子是什么，不是通过观察得到的，它是一个假设。孟德尔通过豌豆的实验，发现了分离现象、自由组合的现象。然后怎么解释这个现象，他假设有遗传因子这样的东西存在，然后用这一套东西去解释这样的一些现象。摩尔根则根据孟德尔的假设，去找这个遗传因子在哪里。找来找去，他认为在染色体上，在染色体上有基因。当时的苏联李森科就问他：你这个基因是什么?拿出来给我看看!当时拿不出来。拿不出来，你这个基因就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就是反动的，所以他的这个理论就变成反动的了。一直到1964年，国际生化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时候遗传密码破译了，确认孟德尔和摩尔根是对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强调实践—认识，还要考虑有另外的一种途径，那就是假设—检验。

再来讲讲探究。现在，我们国家在科学教学上出现了对探究的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狭义的探究，还有一种理解就是广义的探究。美国人的探究是狭义的，或者说我那个标题上写着的也是狭义的探究。它由一个个环节来组成，在每一个环节有什么能力，都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我们有些专家在辅导老师的报告当中所说的探究，很多都是广义的探究，只要是科学探索都把它说成是探究。所以大家要注意我写的是“科学探索”，科学探索可能是上面讲的这么两种途径。中国的传统学问是一个大一统的学问，探究传到我们国家才几年，我们就把它泛化了。这个事情不是由哪一个人能够说得明白，我只是担心过于泛化了，可能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其实我们过去的人文学问也是太过于泛化了，所以我们不仅没有发展出自己的自然科学，我们连社会科学也都没有发展出来。我们只有孔老夫子的那一套拿出来，就是很大的一套人文学问。大了容易笼统，看起来里面什么都有，到用时很难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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